学管理尤其是学习西方管理的,大概都知道泰勒和他的科学管理思想。在泰勒看来,当时的工人和资本家们把眼光纠结于工资多寡的合理性,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分配上,远不及大家先共同把剩余价值这块饼做大来得更富有意义。类似于我们熟悉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饼做大了,大家可分到的绝对数量肯定会更多些,原来争吵的谁多谁少的问题自然就失去了意义。至于通过什么方式把饼做大,泰勒给出的回答是:提高生产效率、争取最高的产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泰勒费尽心血地搞出一套标准化的运作方式,包括动作标准化、工具标准化、工作环境标准化等,同时还不厌其烦地告诫人们,工人和资本家们彼此要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期望得到他给人们描绘的那块更大的饼,实现“最大限度的共同富裕”。
资本家们很快就发觉了其中的妙处:如果按照泰勒的方法,它们可以得到的将不是比以前多,而是多得多了――在工人们的生产率提高之后,因为掌握了分配权,资本家们可以得到变大的那块饼的更大部分。工人们也挺乐呵,毕竟他们现在也比以前得到的要多些,尽管劳动负担可能加重了些,但基本上还是可以承受的。于是大伙齐心协力猛干快上,整个西方工业国家的社会生产效率飞速提高,社会财富也随之迅速增加。就以美国为例,尽管中国已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美国的工业制造行业产业工人的平均生产率仍然超过中国同行业的5倍。
科学管理在欧美国家风行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那个时代的如火如荼我们也无从体会。 可是科学管理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却时不时地向我们显现它的生命力和魅力。象最近为摆脱金融危机带来的经营环境急剧恶化的困境,珠三角有许多企业实行减薪、裁员、无偿加班等等。广东地方政府则呼吁企业“双转移”,走出一条所谓企业转型、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的道路。广东并且在政策和产业布局上立意要“腾笼换鸟”,准备汰旧换新、大干一场,期望这一次能化“危”为“机”、实现广东经济、企业素质的提升。
企业如果能够成功升级或者转型当然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企业或者跳到了朝阳产业,或者在原来的产业链条上占据了更有利的地位,获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既然企业行为的目的是创造和获取利润,而且首要的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企业走升级转型道路必须满足的一些前提条件,同时还要仔细衡量其中的机会成本和风险。
企业升级转型的门槛包括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环境。前面三个条件都可归于企业内部的因素,相对容易掌控。市场环境却是单个企业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的。然而升级转型,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升级转型,又要求企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否则就象洪水来时才学游泳一样,慢一点肯定要被淹死。这几乎肯定会导致企业在应对外部环境压力时,面临更大的决策失误的风险。考虑到珠三角地区大量的中小企业并不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积累,就难怪社会上有 “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的悲观论点的说法出现。
上面说的还只是单个企业的情形。如果把企业放到整个产业链的角度考虑,情形会更加复杂些。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的分布或者说产业链条的布局和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起支配作用的是市场因素的力量而不是人为的行政干预和推动。在基础条件不具备、市场发育还远不成熟的情况下,拔苗助长式地“双转移”、“腾笼换鸟”,很难预测会得到什么样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内地一些地方,这些年未经认真严肃的论证,不遵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搞了一些所谓工业园区、科技开发区,单纯靠政府部门推动,引进了一两个企业而缺乏产业链配套的环境,最终效果不佳,值得有关部门引以为戒。
对公共管理决策者即政府部门官员,还有一个现实因素导致企业升级转移的道路不会平坦,那就是为珠三角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历史贡献并且现在还在继续贡献的农民工。大家都知道这个群体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庞大,能吃苦耐劳,文化和技术水平不高,对工作的依赖性很强。珠三角的某些城市比如东莞,众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衣服、鞋袜、玩具等等,吸收了很大一部分农民工,既为当地也为农民工来源地的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贸然鼓励企业转移、升级,没有对这一部分人口的工作机会流失的考虑,容易造成一个很大的失业人群,而这个人群由于多年在外务工的关系,已经很少有意愿再回到农村重新下田耕种,这样对两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都容易增加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其实泰勒的科学管理对于上述困境中的企业就可以助一臂之力。对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出口制造型企业,挖潜改造、提高工人的作业水平从而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来降低成本既可行、又可取。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在市场上需求不足、销路不畅的情况下,生产更多等于是自杀。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因为在竞争日益国际化的条件下,特别是经济不景气导致社会购买、消费力下降的时候,成本领先和低价格永远是获取客户订单的灵丹妙药,除非产品质量本身不过关。即使是转到对企业而言还比较陌生的市场,比如出口转内销,更高的生产效率同样意味着更低的成本、更快更短的交货周期、对客户更迅速的反应,从而为企业带来更明显的竞争优势;其次,在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企业正好腾出精力,投入到长期计划、内部作业流程优化和规范化等工作当中去,为企业的高效率生产提供支持,为企业的长期发展积蓄后劲;再次,考虑到其它企业因为倒闭、裁员而分流出来的人员,部分企业会拥有比较充分的员工后备资源可供挑选,在此时如果方法运用得当,就可以置换到一批较高素质和劳动意愿的员工,改善企业员工队伍的素质,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西方的资本家们在实践中往往无视泰勒科学管理的关键思想,即和工人们共享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额外剩余,结果是资本家们日益富有,而工人们受到沉重剥削相对日渐贫困,最终引起社会购买力不足而由相对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中国的企业家们虽然也要赚取利润,但提高改善对工人的薪酬福利待遇却不可马虎。有报道说广东十多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平均只涨了68元,扣除物价因素,收入实际上还是下降的。联系到近几年来在珠三角越演越烈的“民工荒”,仅在深圳今年的用工缺口就有90万,工厂管理者们尤其应该改变思路,提高员工待遇,和他们一起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不然也许不等到企业完全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也因为员工的流失而倒闭。
又看到有篇报道,也是探究珠三角“民工荒”的。在问及企业管理者给民工加薪100元的可行性时,报道里面的企业管理者居然有“500员工的企业,一年加薪的成本达到60万,足以让企业无利可图,干脆关门算了”的说法出来!500人的企业,1年创造的利润才60万人民币,足见其市场竞争力和效率如何,更遑论其它了。不过这也从侧面说明对许多珠三角的企业而言,在现阶段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改善管理水平,远比升级转型来得紧迫和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