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这个用到哪里都是对的。同样实践的结果是检验管理的唯一标准。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1.1》)
上学的时候,老师解释的“学而时习之”,意思是学习了还要复习。可如果这样,好像很难有什么快乐可言。读到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傅佩荣先生的《解读论语》,若有所悟。再看《说文解字》对“习”(繁体为“習”)的注解:
习(習),数飞也。一次次起飞。字形采用“羽、白”会义。
依据这个意思,“习”指的是反复不断地练习(大意是小鹰迎着朝阳练习飞翔),延伸为“实践”。学了一个道理,在实践中不断体会,有所感悟,确实“悦”(会心微笑)。
管理,其实就是一门实践。管理理论诞生的时间很短,一般认为从泰勒提出“科学管理”开始,至今也就100来年的时间,比较哲学和自然科学,很短暂。即使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管理理论也不断在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离开了实践,就是空洞,就没有意义。如果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偏离,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抛弃理论,因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对企业管理有什么样的价值呢?还是回到企业存在的价值和目的。“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华为的这句话,大概就是恰当的解释。任何管理的制度、措施与方法,是否是好的,要从是否取得了成果,是否为客户创造了价值来判断。焦裕禄是不是好官?从道德层面来说,无疑人格高尚。但如果从成果来说,从是否给兰考人民带来实惠,是否提升了兰考人的生活水平来看,则是值得商榷的,至少还有不同的说法和意见。华为当时提出“不让雷锋吃亏”,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最典型的说法是:“不吃亏还是雷锋吗?”可如果我们从实践的角度,从华为取得的成果角度来看,“不让雷锋吃亏”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我还常常说,学习华为,不要学习今天华为做什么,而是要清楚知道昨天它做了什么。因为今天在做的,需要到明天才能产生成果,才能验证是否正确;而今天它取得的辉煌成就,一定是昨天做对了什么。当然,因为时间不同,环境不同,生搬硬套也是不可行的。
再看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一方面批评管仲: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3.22)
另一方面又赞扬管仲: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14.16)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14.17)
无论其批评还是赞扬,都根据事实来评判。孔子赞扬管仲“如其仁”也是从结果来看,因为“民到于今受其赐”。
企业管理也如是,实践的成果才是恰当的检验标准。